作家为什么要“叫喊”

作家为什么要“叫喊”

舒晋瑜

　　在今年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最抢眼的文艺类图书莫过于池莉的《有了快感就要喊》，这本书发了12万册，新华书店回收现金35万元，名列纯文学作品第一。分析其原因，除了内容外，书名占很大的成分。后来这个书名成了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似乎众人都曾压抑了很久。联想到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北村的《周渔的喊叫》等等，甚至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鲁迅的《呐喊》，感到很有意思：为什么作家都要喊呢？畅销书中诸如一块“奶酪”被翻来覆去炒作的一幕又要在作家中重现吗？

　　池莉的中篇小说《有了快感就要喊》，其题目原来叫《东方青苔》，但池莉写着写着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不好，阴气重了点，写男人的小说阴气重了不和谐。于是，有一天，她晚上不吃晚饭一直写到10点，才觉出饿来。这时，一个非常绝妙的小说题目跳出来了：有了快感就要喊！这句话是印在越战时期美国大兵火柴盒上的格言，池莉认为这是一句充满阳刚之气的格言，是男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池莉觉得，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她觉得用这句格言做这部男性小说的题目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她唯一的希望是不要被狭隘地理解和被庸俗者望文生义，以为“快感”是猥亵之词。但她不敢过高估计某些人的理解力，终究还是加了个副标题。

　　《有了快感就要喊》的男主人公卞容大，其实骨子里头就充满了这种向往与追求。他是一个倍受压抑的窝囊的男人，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什么，一直在追求着什么，终于，他被迫开始了以逃离为形式的自我坚守与自我救赎。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中国男人还来不及享受价值感，却又被裹挟到新的焦虑之中。池莉就是要在这篇小说中写出这层层的焦虑感，她希望能写出读者尤其是中年男女读者正在经历却无法言说的感情。要在小说背后，把本质问题研究得非常透彻，小说才有可能漂亮。这不只是题目的问题。

　　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孔雀的叫喊》，是被虹影标注为“献给母亲即将消失的家乡和小塘”的新长篇，小说以三峡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为什么要以史蒂文斯诗里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呢？虹影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不断地想起这首诗。“在夜里／在炉火边／树丛的各种色彩／落叶的各种色调／重复出现／在房间里翻卷／就像树叶本身／在风中翻卷／是啊：浓密的铁杉材的色彩大步走来／我想起了孔雀的叫喊……从窗口望出去／我看到行星聚拢／就好像树叶在风中翻卷／我看到黑夜来临／大步走来，像浓密的铁杉的颜色／我感到害怕，我记起了孔雀的叫喊。”她感觉诗里的某些情绪和自己的心境非常相似。这种形象感一直在她的心中回旋，她必须用这个题目，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书名会和其他作家有关。虹影说：“不同时期的作家都会发出一种声音，其实作家就是在不停地发出声音，声音不同，作品反映出的质地、厚度以及文学的意义也不同。”

　　至于书名，虹影认为，西方的书名也有很多雷同，这不存在跟风的问题，不同于书商《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动了谁的奶酪》之类的炒作。只是因为想到某个形象，要把这个形象表达出来。比如池莉，她不需跟任何人的风，单是她的名字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2月份即将上映的《周渔的火车》，就是根据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改编的。为什么小说的写作起这样的题目呢？北村说：“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和周渔相处的两个男性，代表两个方向，周渔不知自己该作何选择。但当她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感到非常痛快时，会发出一种无名的叫喊。作家并不是一定要跟着市场走，关键还是从作品出发，好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表现，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寻找。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考虑到造型上的需要，改成《周渔的火车》。火车是来回两地的，也是选择和徘徊的象征。”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是写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死亡、奸情、背叛，而少年无助的孤独却促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对生命本身的意义进行探索和对人类灵魂进行拷问。这种“呼喊”，也是意味深长的。

　　除了“叫喊”外，还有众多的书名让人眼花缭乱：《高天厚土》、《天高地厚》、《黄土青天》……作家们又都和老天爷较上了劲。用意何在？谈起为什么起《天高地厚》做书名，作者关仁山说：“我是有想法的，我知道前面有《高天厚土》、《黄土青天》等同题材的好作品出版，我自己就给自己立了个标杆，一定要用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写出自己的特色。特色在哪里？就是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曲折动人的故事。以此对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空间进行思考。采撷地气，究天人之际，做忧愤深广的精神思考。我们地厚所以天高，预示中国农民和农业的未来是美好的。”

　　书名如同人的姓名，一出生就成为其标志性符号。对于作家们而言，他们当然更加重视。实际上，很多时候书名越起越骇人听闻，未必是作家自己的主意，因为无论出版社还是编辑，大家都希望在无限嘈杂中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文学书起名的智慧成了大事，甚至会成为决定作品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比如出版社会从市场方面考虑，会想方设法将书名起出种种花样来。单看有着50多年历史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几本书：《有了快感你就喊》、《我把爱情弄丢了》、《哪把椅子是我的》、《你别碰我》、《北京把你弄哭了》，哪个书名不吸引人？中青社策划部主任吴方泽说，这是我们从港台书得到的启发。港台图书中凡青年人看的，特别是给学生看的书，都非常重视书名和封面，轻松、特别、另类、吸引人。由此我们受到启发，这次的图书订货会是全新的亮相。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中老年读者中享有盛誉，但社科文艺类读物近几年有点沉闷，订货会上社科文艺类读物的重新崛起，书名的变更就是其一。

　　青年评论家李敬泽说，不能说一喊叫就不好，也不能说骇人听闻的名字是为了迎合什么，书名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粗略地说，我们现在文学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很强烈的市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会淹没一切的市场里，作家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让自己的声音被读者听见、注意到，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但是，李敬泽同时也感到困惑：“有时候我出书，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出版社，都有焦虑感，就是一定要起醒目的名字。先不说它是否真的有市场效应，名字本身的意义究竟何在，恐怕也和我们过去想象的不同。”

　　书名必须醒目才有市场吗？随便拿一本外国文学或是现代文学作品，我们会看到大师作品的名称其实都非常简单、直接，比如《复活》、《猎人笔记》……直到现在，西方文学里也依然保持着这种朴实的方向。抛开文学，拿引进的外国电影举例，即便走市场的影片，外文原版名称也是简单的，但中文却改成相当花哨的名字。李敬泽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运用语言的方式感觉，多少有一点狂躁症的表现。当然这种狂躁症不是现在开始的，这是从现代以来就存在的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广告，这些东西浸染到所谓高级的文化区域里来，比如文学。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语言狂躁症。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点“中国特色”。

　　很难说题目好就会在市场上成功，因为一部小说不会因为题目好才会畅销或被认可。即使是现在，我们看到题目一般的朴素的小说也会大受欢迎。所以，对于类似的书名，我们宁愿理解为作家对自己作品全部精髓的把握。题目本身无可厚非，现在的情况表明了我们整个选题的倾向，反映了我们在应用语言方式上特殊的取向。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