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尴尬时代。物质文明无限丰富，精神文明极度贫乏，正如一位诗人所写的那样：" 这是一个春天，这是一个冬天。" 中国虽然说从19世纪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且在1919年出现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五四运动，但中国的西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套一句现成的话说，我们现在才处于西化进程的" 初级阶段".马克思说得很对，其实在对社会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是默默无闻的老百姓而不是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因此，只有在老百姓那里开始西化了，中国才能说走上西化征程。而在以前，老百姓所谓的西化是什么的呢？是洋灯洋火，是机磨面粉，是机织麻纱。至于知识分子所倡议的什么什么主义，对他们影响是不大的。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对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具具体体的一日三餐而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类的东西。知识分子所倡议的主义，只有很密切的关系到他们眼下的生活状态，他们才会感到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轰轰烈烈而护法运动冷冷清清的原因。因此甚至可以说，是老百姓领导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领导老百姓。
器物西化和文化西化需要一个接触整合的时间，只有老百姓完全接受了一个时期的器物，必须接触到另一个时期的器物，他们才会关注关于这个时期的器物的纯精神层面的东西。洋灯洋火的时代已经过去，关于洋灯洋火时期的应有制度文化已经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渗入到每个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民众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开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一时期西方的器物已经完全被民众所吸收。到现在，对于民众来说，改革开放应该不再是开放一两个沿海城市，引进外资这么简单，而是学习西方这时期的精神文化。九十年代的主义大泛滥现象可以说是就此原因的应运而生。于是老问题又来了，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的斗争，这是晚清以来的的第二个尴尬时代。
这个尴尬时代对于这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尴尬的程度可以说比第一个还要厉害。作为文化工作者，本应该是为大众提供物质之上的精神资源。然而在这时代，精神资源的丧失却比晚清时期严重得多。而现代化给民众所带来的诱惑又比晚清时期要强烈得多。游戏机，电脑，互联网，卡拉OK，舞厅等等等等，使精神空虚贫乏的现代人不一定要依靠精神资源的滋润，就可以暂时从肉体上摆脱这种心灵上空虚贫乏的感觉。对于这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对的，也许是" 一群无法了解演员意图的观众".他们辛辛苦苦所做的一切，大部分被看做老套，土老帽。几乎没有人愿意理睬他们，人们只是自以为是过着贫乏空虚而又自足的生活。
尴尬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超越了时代的，一是落伍于时代的。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属于第二种情况，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就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们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很严重的精神危机，却无力回天。他们大声疾呼却被当作危言耸耳，他们呼唤人性的回归却被当作哗众取宠。时代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也无法改变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讳疾忌医的病人，他们束手无策。
更糟的情况来自他们的本身。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很感兴趣，也有比晚清时代人物强烈得多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当他们开始学习的时候，却发现传统的东西在阻挠着他们。这种阻挠不仅来自外界，也来自他们的本身。体内的传统因子无时无刻不在捣乱，有太多旧的东西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占据了他们身躯，主导着他们的思维行为。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尴尬在于羡慕西方文明的同时，却又不想抛开旧的东西的话，那么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尴尬在于他们羡慕西方文明，决心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却难以抛开旧的东西，无力消除体内的传统元素。这是一种双重的尴尬。
晚清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对自己所处的尴尬位置手足无措。其中个别开明的能洗去铅华，走进新时代，但更多的是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看不开的，像王国维那种对传统文化无限执着的人，就只好一死百了。他们也许觉察到了自己的尴尬位置，却不知道如何去消除这种尴尬。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教训。
我们当然不希望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像前辈那样。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承担着开发民智，争取自由的重任，还应该为他们自己本身找到一条凤凰浴火的重生之路。

转自书路网